作者也没有止于讲故事。最后他的落脚点还是回到了不同文明的交流所促成的植物的大迁徙，回到了相同的植物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命名所体现出的文化认知。众多中国的植物随着丝绸之路草原之路等在欧洲的庭院怒放，而每一次大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也给中国带来了包括植物在内的各种外来物种，这从很多的植物名称中就能判断，比如番红花番菊、西红柿、洋槐都代表了不同的传播路径。

  每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我总会观察路边的景观树、公园遍植的观赏树木及花草，当然大部分都是认识的或者有标牌说明的，只是正常的情况下，说明都极简单。这些常见的花木，是如何在东南西北不同的区域落地生根的，我们一般也来不及细想，更不要说它们背后的迁徙、传播及相关联的文化历史背景。好在近些年，慢慢的变多的学者爱上了“植物的旅行”这个话题。

  周文翰这本《花与树的人文之旅》更有野心，他尝试用全球比较的视野，通过一个个故事，讲述文化史中植物的认知。

  比如中国梧桐和法国梧桐的故事。《诗经》中已经有这样的句子，“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意思是高贵的凤凰非高洁的梧桐不栖。到了唐末，梧桐又和悲秋结合在一起，“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 这种联想一直延续至今。那么为何会有法国梧桐？

  我们说的法国梧桐其实是二球悬铃木。从植物学来说，二球悬铃木和梧桐树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树种。悬铃木一共有三种，一球、二球、三球，主要区别是秋天结的果，三球悬铃木的传播在世界各地开始得很早，在公元前6世纪左右希腊很普遍的种植它作为遮阴的庭院树和行道树。罗马也从希腊引进了这种树， 在罗马城里大规模种植。一球悬铃木主产地在北美洲，15世纪之后被欧洲殖民者引进欧洲。一球悬铃木和三球悬铃木又杂交出了二球悬铃木，因为西班牙最早成功杂交之，故又称为西班牙悬铃木。18世纪、19世纪英国人把二球悬铃木引入到了英国，在自己的殖民地也广泛种植。其他几个国家以为是英国树，就称之为伦敦悬铃木或者英国悬铃木。没想到的是1900年法国殖民者在上海租界种植这种树时，中国人认为它和中国的梧桐有相似的地方，又是法国人种植的，就把象征浪漫、时尚的法国和中国传统意境里的梧桐树结合在一起，创造了法国梧桐这一名词。

  周文翰关于梧桐的故事并没有止于此。他注意到三球悬铃木引入中国跟佛教也有关系，而且历史非常早，公元401年的时候，佛教僧侣和翻译家修摩罗实到中原来传教，在长安户县古庙里种了一棵三球悬铃木，一直活到1950年才死掉。他觉得在古代，植物传播往往是个人行为，比如佛教僧侣带了几颗种子种在自己走过的地方，但是近代以来，树木的引进和传播背后是更为强大的支撑，他可以在法租界种几百棵。民国时南京政府和青岛政府也是大规模有计划地在城市种植法国梧桐，这些法国梧桐树一直活到现在，除非砍伐，繁盛而粗壮。

  这样的故事在书中俯拾皆是。比如向日葵16世纪、17世纪传到中国沿海地区时主要是用来观赏的，后来因为有实用价值才大规模种植，现在内蒙古是中国种植向日葵最广的地方。而向日葵因为梵高的绘画又成为艺术史中的典型元素，中国的文艺青年又因为梵高的传奇人生对向日葵情有独钟，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大众传播对于哪种花木风靡一时的影响作用。

  作者也没有止于讲故事。最后他的落脚点还是回到了不同文明的交流所促成的植物的大迁徙，回到了相同的植物在不同文化中的不同命名所体现出的文化认知。众多中国的植物随着丝绸之路草原之路等在欧洲的庭院怒放，而每一次大的外来文化的冲击也给中国带来了包括植物在内的各种外来物种，这从很多的植物名称中就能判断，比如番红花番菊、西红柿、洋槐都代表了不同的传播路径。

  即使是中国本土的植物，也有着从最初简单的实用价值到赋予更多人文内涵的经历。比如松竹梅兰，中国人一方面重视竹子的经济价值，一方面又对它有着“不可居无竹”“竹林七贤”等美好的想象联想。还有宗教信仰。跟随着佛教的传播，与之相关的多种植物也遍植在中国的寺庙。所谓的“五树六花”，包括菩提树、荷花、鸡蛋花、地涌金莲等等，如今在中国都已经随遇而安。

  文化潮流、商业利益、互联网的兴起……在周文翰看来，各种各样的因素都会使我们对不同的植物产生不同的寄托和情感，导致完全不同的文学形象或个人纪录，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多用历史之眼、艺术之眼和科学之眼去留意身边的花花草草，它们的故事实在是精彩得很。

  更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在书中选择的插图非常精美。这些插图都不是植物的实景，大多是历史上的手绘植物图谱、绘画名作、考古遗迹的图片，我们会看到相同的植物在印度、伊朗、美国、中国等不同文化背景中的艺术呈现。作者以此良苦用心提醒读者从全球文化传播、艺术发展的角度理解植物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