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的转基因争论所涉领域甚多，举凡科学、伦理、政治、决策等等，无不涵括。而当这些争论趋向无解时，种种离奇的阴谋论便平地升起。为了对这些“无解”的争论做一点解答的尝试，也为了对转基因阴谋论做一个回应，我们策划了本次专题。
这个专题的题目是“阴谋还是利益”，旨在追问转基因产业的背后究竟是意图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密室阴谋，还是人和人之间“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政治将是我们考察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起点，因为无论是密室阴谋还是利害关系，不能离开政治的谋划。
在本期文章中，王启明博士对阴谋论的透视，说明阴谋亦不过是遮遮掩掩的利害关系，而郑风田教授对种种“神话”的一一破解，金微记者对那只“看不见的手”（转基因利益集团）的抽丝剥茧般的揭露，则说明人和人之间的利害关系也没那么赤裸裸。阴谋的背后无非利益，而利益也需要被精心隐藏起来。这其中所涉及到的伦理与正义问题，毛新志教授已经为我们一一阐明。那么，这样一些问题怎么样才能解决？郝苑博士和王启明博士不谋而合，齐声呼吁让民众自由介入科学与政治争论，因为相比于各种专家意见，我们更亟需一种自由社会中的科学。
由此，政治亦成了我们考察转基因问题的终点。转基因问题的症结并不在于技术，它需要一种政治的解决。个中道理，读者阅读完本期文章，自可细察之。
毛新志从伦理学的角度审视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种植，我们得知完全禁止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或者完全放开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都是不合理的，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能够获得部分的伦理辩护，即我们大家可以对转基因食品实行商业化。鉴于转基因食品对人类健康与生态环境有潜在风险，我们该对转基因食品的商业化实行严格的审批和规范的管理制度，将其风险“防患于未然”，避免给人类健康与生态环境带来不必要的伤害，使转基因食品能够健康、有序和可持续发展。
金微在关于是否应该大力推广转基因的争论中，虽然不少转基因支持者持乐观态度，但不仅广大民众对转基因技术持有诸多疑虑，不少权威学者也极力反对草率判定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认为转基因技术可能会引起不可预知的危害。而美国的转基因种植历史也证明，第一代转基因作物的收益并不能够达到原有预期水平，于是开始研发新一代转基因技术。尽管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但第一代转基因作物仍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推广开来，这既是出于跨国权势集团的利益需求，也是出于美国掌握粮食武器的需要。鉴于对这些利益集团的警惕，我们该谨慎对待转基因主粮的推广。
郑风田 许竹青转基因的支持方虚构了很多转基因主粮神话，这些神话包括：转基因主粮能确保中国粮食安全，缓解全球粮食危机；转基因主粮安全无害，生态环保，美国人天天吃。实际上，转基因作物的增产效果并不明显，其安全性也存在很大的疑问，没有一点一国大规模商业化种植转基因主粮。对转基因产品既不能妖魔化，但也不应该放任化，对转基因口粮作物的产业化尤其应该慎之又慎。中国应加强转基因技术探讨研究，防范外国专利陷阱，同时建立独立的第三方转基因作物审定机构，并出台相关法规加强转基因食品的流通管理。
王启明转基因阴谋论的真正温床在于，关系人类公益的事务被当做商业机密而秘密筹划，关系人类福祉的科学技术被商业私利所劫持，在密不透风的商业密室面前，民众只能被蒙在鼓里，凭空制造出许多阴谋论。阴谋论的合理之处在于，它揭示了这样一个世界的不平等的权力结构，要扬弃阴谋论，不能仅仅武断地拒绝它，而应该在现实层面铲除它据以存在的土壤。这就必须让一切公益事务走向公开，让民众自由介入公共实践与争论，让科学的成果归全人类共享，真正的完成科学技术的Communism。
郝苑转基因技术的政治决策需要超越专家的狭隘视角，鼓励公众参与民主决策。在理性开明的民主议程的引导下，公众对转基因技术决策的反思、批评与质疑，不仅不会压制和阻碍转基因技术的健康发展，而且还将为科学家改良和提高转基因技术提供更多的灵感和动力。另一方面，转基因技术民主决策的政治实践，有助于提高我国民众的科学素养和理性对话能力，从而为商谈民主在中国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契机。
摘要：在关于是否应该大力推广转基因的争论中，虽然不少转基因支持者持乐观态度，但不仅广大民众对转基因技术持有诸多疑虑，不少权威学者也极力反对草率判定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认为转基因技术可能会引起不可预知的危害。而美国的转基因种植历史也证明，第一代转基因作物的收益并不能够达到原有预期水平，于是开始研发新一代转基因技术。尽管存在这样一些问题，但第一代转基因作物仍然在整个世界范围内推广开来，这既是出于跨国权势集团的利益需求，也是出于美国掌握粮食武器的需要。鉴于对这些利益集团的警惕，我们该谨慎对待转基因主粮的推广。
2010年7月，新上线的农业部网站在首页的显著位置上登载了专题“转基因权威关注”，这是农业部在转基因问题上的权威声音，这个专题对世界上几起转基因危害的报告和转基因污染事件予以澄清，并引用有关学者的学术论文呼吁“不要妖魔化转基因”。而在民间，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转基因战在网络打响，各地网友聚集网络反对转基因。不仅如此，反转基因活动还从网上移师网下，全国各地活跃着反转基因宣传小分队，他们在超市等地向路人发放有关转基因危害的宣传材料。在7月16日，30多名北京市民自发前往农业部请愿，他们举着横幅“要求撤除转基因主粮的安全证书”。农业部转基因安全委员会科技管理处的周萍处长接待了他们，请愿民众向工作人员义愤填膺地表达自己的诉求。而周萍的话也耐人寻味，她说她的家人和亲属都在问她：转基因食品到底安不安全？对于转基因主粮，每个中国人无法置身事外，其安全性问题，自然也是包括农业部工作人员在内的中国民众最为关心的话题。
对转基因抱积极乐观的态度的人认为，民众的反对是因为无知而高估了转基因的风险。学术打假人士方舟子多次参与论战，极力推广转基因作物，他甚至声称转基因玉米更加有助于人体健康。与方舟子的高调相比，研究转基因的科研人士则保持低调谨慎的态度。中科院院士、中国植物生理学会理事长许智宏最近在接受各个媒体采访时说：“不能笼统地讲转基因作物是否安全，关键是看转的什么基因。” 他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并且与大多数推广转基因的专家一样，许智宏认为，解决未来的粮食问题还是必须靠转基因。
2009年底，农业部给张启发颁发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证书时，基于对粮食供给安全的考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这种转基因水稻并不会增加产量，而是通过抗虫来间接提高约8%左右的产量。单个基因的转移只对改变质量性状有作用，对农作物产量、品质等数量性状基本上没有影响，所谓转基因水稻“口感好”、“产量高”与所转基因丝毫没有关系。当前99%的转基因作物是针对作物抗性（抗虫、抗除草剂）的，用转基因手段改变作物抗性，只是部分替代农药实现保产稳产的暂时性措施之一。张启发的抗虫水稻是应用最广泛的“Bt一族”，这类转基因作物是将Bt（苏云金芽孢杆菌）的蛋白基因转入水稻中，使水稻能自己制造Bt毒蛋白，某些昆虫食用后会被毒死，因而能够产生防虫效果。
面对“虫子不吃人怎么能吃”这样的问题，转基因专家的观点是，现在的转基因棉花、转基因水稻里的抗虫基因所产生的抗虫毒蛋白，它只对鳞翅目害虫有毒性，对人和大多数动物是无害的。他们寻找到的科学依据是“人类肠道上没有Bt蛋白的结合位点，且人的消化系统是酸性环境。”但这个观点，曾被北京大学免疫学博士王月丹批驳，他认为，人体体内环境并非都是酸性，而且已有研究证明Bt蛋白会对哺乳动物产生不良影响。
关于动物对Bt蛋白的过敏和其对环境的危害，世界早有先例。惊动过全世界的Bt抗虫转基因玉米“星联玉米”事件，其中含有的就是属于Bt基因的cry9c抗虫基因，因为对环境和生物造成巨大的影响， 2008年4月，美国政府主管食品药品的部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宣布，撤消它在数年前颁布的cry9c转基因玉米种植的工业指南。
作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对转基因食品持谨慎态度，但他认为不能将转基因食品一棍子打死，“有的转基因食品是坏的，有部分转基因食品并没有毒性，不能一概而论。”袁隆平称他的第三代杂交稻也将使用转基因技术，将玉米的C4基因转移到水稻身上，以提高光合效率。
尽管存在这些疑虑和问题，但转基因作物的大规模推广正蓄势待发。据报道称中国目前正在研究和开发的各种转基因生物物种已超过100种，涉及动物、植物、微生物基因200多个，很多院士一致支持并呼吁国家推进转基因生物产业化。
但是，无论是转基因抗虫作物还是抗除草剂作物，当它们走上人们的餐桌时，推广者宣传的好处无法抵消人们对其安全的担忧。从今年开始，对批准转基因主粮的担忧蔓延至所有的转基因食品，人们惊奇地发现，我们的大部分食用油都是用转基因大豆加工的，西红柿也有转基因的，还有超市绝大部分的木瓜都是转基因的。有人惊呼：“原来我们已食用转基因食品多年！”这些更造成了公众的不满。
对此，跨国公司和部分学者希望充当转移和减缓公众愤懑情绪的角色。许智宏说 “应该用通俗的语言向公众解释转基因”；他认为公众的误解是因为对转基因的基本科学知识了解不够。但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转基因食品危害动物的报告却让中国民众们更加疑惑重重，而更直观的感受是上海世博会严查食品中转基因成份和有毒有害物。中央民族大学教师张宏良说：“如果转基因食品的推广者和宣传者，真的认为中国老百姓不愿意吃转基因食品，是因为缺乏科普知识，那么，现在不是正好可以借上海世博会的机会，让前来参观的世界各国人士统统食用转基因食品，以此来消除中国老百姓的‘愚昧和恐惧’吗？”推广者的逻辑是转基因无害可以完全放心吃，然而中国官方却禁止世博会用转基因食品，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让力主推广转基因产业化的主管部门及专家公信丧失。
长期以来，中国推广转基因一直以美国为师。美国开发转基因、种植转基因，十几年来披荆斩棘、身体力行，是全世界的模范。但是，最近美国新闻媒体报道称，美国的转基因作物农田里出现了超级杂草和超级害虫。一些学者用“转基因在美国面临崩溃”来形容转基因作物引起的生态灾难。而美国国家科学院则用14年的实践事实和统计数据说明，长期种植转基因作物会给农业经济带来无法纠正和弥补的负面后果。从始至终坚持认为美国农民从种植转基因作物中获益的美国农业部也终于改了口承认，种植转基因后，农业作业的燃料成本提高了一倍多，农药的用量超过了天然作物种植，种子成本也大幅度上升。美国的科学家表示：转基因作物没有当初相像的那么美妙，更没有转基因公司承诺的那么神奇。转基因作物脱下了神话的外衣。现在，美国政府已明确承认，第一代转基因作物的种植和应用对人类健康和生态环保有严重的安全威胁。如果现在不马上改变思路和做法，转基因技术很可能就此夭折。
转基因公司也意识到政府和民众态度的变化，并开发了新一代的转基因技术。至此，美国的转基因技术应用和有关政策都发生了重大的方向性变化：在技术方面，从DNA-水平向RNA-水平转换；在目标方面，从除草防虫和农药使用转向健康安全和生态环境友好；在技术思路上，从挑战天然和替代自然转向尊重天然和服从自然。美国转基因技术路线的重大转变，让至今仍停留在推广老一代转基因技术的中国专家面临十分尴尬的处境：他们试图继续鼓吹转基因神话，但这个神话却已经破灭。转基因安全证书已经颁布了，是上还是下？这也成了农业部的两难选择。
转基因作物面临今天这样的尴尬，早在十几年前科学家就有预料。就在抗除草剂的转基因作物被引入之前，批评人士已经预测，抗草甘膦的杂草只需通过抗除草剂作物和其同属的野生杂草之间交叉授粉就繁殖出来了。此外，一本名为《美梦还是恶梦》的书还指出：存在一种“流动基因组”机制，这些机制在应对环境刺激时可改变基因组和基因，并使大多数杂草产生针对除草剂的抗性，而不用依赖交叉授粉。
这本书的作者侯美婉是华裔女科学家，她是转基因领域的知名专家，曾是美国国家基因学会基金会研究员，还曾担任美国某家社会科学所的所长。侯美婉多次在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就生物科学问题作证，她极力反对草率判定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她说：“与你们看到的支持转基因的科学家所说的恰好相反，转基因的过程并不精确，它往往对宿主基因造成损害和扰乱，产生不可预知的危害。”仅这番话就足以让利益集团迫使他“退休”，“退休”后的侯美婉到英国创办了英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并担任院长。
2000年，侯美婉主持起草了一封世界科学家致各国政府的公开信，向全球科学家征集签名，有828名科学家在公开信上签名，其中有181位是美国科学家，115位是英国科学家。公开信写道：转基因农作物不论对农民还是消费的人都没有一点益处。相反，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转基因作物会减低产量、提高除草剂用量，转基因作物长势不稳定，种转基因作物得不偿失。转基因作物还加强了粮食公司的垄断，结果是农民家庭贫困；转基因技术还阻止了朝向可持续农业的转变，而这才是世界各地获得食品安全和健康的保证。对于转基因的危害性，这封公开信还写道，来自英国和美国政府内部消息源可以说明，关于转基因作物对生物多样性和人类及动物健康造成的严重危害性，现在已无任何疑问。“水平方向的基因转移可能性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这中间还包括抗生素抗性标记基因的传播和蔓延，长此以往将使传染性疾病再也无药可治，随之还会出现新的致病病毒和细菌，并且可能会引起有害的癌症突变。”公开信列出了29条要求重新审视转基因的理由，并呼吁：科学家们要关注转基因生物对生物多样性、食品安全、人类和动物健康的危害，并要求暂停在自然环境中释放基因修饰的植物。
针对中国转基因主粮的安全性争论，笔者曾对候美婉进行过采访，在采访中她驳斥了国内关于“人类肠道上皮细胞没有Bt蛋白的结合点”的说法，她说，哺乳动物的肠道细胞可以与Bt蛋白结合，很多证据都证明，在一般的Bt菌蛋白质与严重过敏反应之间有着联系。实际上，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争议不单单是在Bt毒蛋白，而是“由于转基因技术没办法控制的，它有意想不到的甚至是无法预测的间接影响。外来的基因物质有可能重新排列或移动，或者转移到其他细胞中，包括人类食用的转基因食品。”
1，转基因食品对人和动物有毒，可造成过敏反应。这类效应可能是转基因产物本身造成的，也可能是被转基因与寄主基因组相互作用生成的产物造成的。
2，通过基因的水平转移，使抗菌素抗性标记基因传播至消化道细菌和病原细菌。
5，食用转基因食物，有可能会被转基因DNA侵入细胞，产生病原病毒；或者被转基因DNA本身插入细胞基因组，造成有害和致死效应，包括癌症。
候美婉说：“在实验室里，不论何时何地，不管用的是什么转基因作物，也不管这种转基因作物到底转了什么基因，也不管拿转基因作物来饲养的是什么动物，只要独立科学家们进行饲养试验，就会发现更多的死亡、不育、发育迟缓以及一系列的器官功能障碍。”
目前，转基因农作物主要的两大类——抗除草剂类和抗虫类皆已宣告破产，而针对转基因作物对美国农业带来的生态灾难，候美婉认为只可以通过有机农业来拯救，她说：“一些误导人的学者们还指挥着农民使用更致命的除草剂和杀虫剂，实际上这些除草剂和杀虫剂除了给那些农业生物技术公司赚取更大的利润外，别无它用，而正是这些农业技术公司在向农民们兜售害人的转基因作物。”
正是由于仗义执言，候美婉多次“被退休”，在采访中她坦言：“很多像我这样的科学家，因为做了对转基因公司不利的研究，或说了对这一些企业不利的话，我们都一样会被赶出我们的机构。”现时代的科学与商业正处于空前亲密的联姻关系中，遗传工程也不例外。从70年代开始，基因改造物种的出现，造成一场绿色革命，也正是在这时，遗传工程技术与追求快速利润的商业开始密切联合。
世界上最大的种子公司孟山都就是沿着这样的道路持续不断的发展并壮大自己的实力，2006年8月15日，孟山都宣布，它将出价15亿美元，收购世界上主要棉花种子公司“三角洲和松兰”（Delta & Pine Land，D&PL），这个企业具有转基因技术领域的顶尖技术---终结者技术。这种技术通过杀死自己的胚胎，使之无法发芽，防止获得丰收的种子再生。结果，在每个种植季节，农民都被迫从美国的跨国种子公司购买种子。此外，终结者还是一个“平台”；一旦农民接受这项农业技术，他们将沉迷于孟山都等美国供应商销售的除草剂和其它化肥。
当科学渐渐屈从于公司利益时，科学家已经没办法左右转基因技术的运用方向，生物技术公司为利益，将风险社会化，利益私有化。不仅如此，科学与商业的联姻还得到政府的支持和纵容，终结者技术一直以来就是“三角洲和松兰”公司和美国政府在私下研发的，而美国政府这样做往往也是出于国家深层次的战略考虑。
以美国为例，尽管种植转基因作物的收益性已经部分证实失败，其转基因技术也发生了转向，但美国政府并不会就此放弃转基因技术。美国多任总统都是转基因技术不遗余力的支持者，无论是老布什还是奥巴马。而为了平息人民的不满，同时继续维护与转基因技术产业有关的资本集团的利益，美国官方在对内对外上采取了一些心照不宣的措施，对内由美国农业部制定国家有机法规项目，对国内的天然有机农产品，凡经过官方鉴定的“天然有机食品”，在管理上要求经营方贴上“USDA Organic”标识。
另一方面，以孟山都公司为代表的美国农业综合企业，通过大量聘请政府官员担任公司高管职位、把自己的高管安插到政府做高官等手段，与政府结成了紧密联系。这使得美国政府与孟山都、杜邦等农业综合企业互相唱和，以私人企业利益替代公众利益，把鼓励发展不受管制的转基因农作物放在优先的战略地位。
这不仅是权势集团的利益需求，也是美国掌握粮食武器的需要。基辛格有句名言说：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整个国家，控制了粮食，就控制了所有人。而前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的机要秘书、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前执行干事凯瑟琳·贝尔蒂妮更直白地指出：“掌握了转基因技术就可以掌握对很多东西的控制权，尤其是粮食与人。粮食就是权利！我们用粮食来改变人们的行为。”
世界上经济不发达的国家是美国推广转基因的主要目的地。战败国伊拉克早已成了美国转基因小麦的试验场。如今，孟山都等大型跨国农业公司已来到中国。
针对农业部颁发的转基因水稻证书，绿色和平组织等机构早已提出质疑，水稻的核心专利并不在中国手里。香港著名经济学家介绍，研发转基因稻米有一个流程，要完成转基因稻米的研发，走完流程要走完59个专利，都要付钱，这59个专利都由美国掌控。由于国家将数百亿国家生物研发资金分散在私人或个人手中，这样的形式配合了美国垄断资本控制中国基因研发力量和基因产业。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也曾向媒体表示，任何一项科学技术都不可能回避人类共创共享的文明成果，但他的抗虫水稻中方有多少核心技术他没有明确说，而传闻中的他与孟山都的合作伙伴关系则更令事情扑朔迷离。
因此，对中国来说，推广转基因作物种植的危险还在于基础研究薄弱，严重依赖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转基因种子公司，如孟山都、杜邦等公司。一旦形成依赖关系便很难有办法解除，正如微软的操作系统和英特尔的PC芯片，没有哪国能另起炉灶取代他。因此，一旦中国推广转基因主粮，中国的粮食安全必定是受制于人的，中国或许会很快丧失粮食生产的自主权。这样跨国公司就会控制中国的粮食生产，中国农民的生产利润流入外国跨国集团，国家的命脉受制于人，国家的主权和粮食安全性便无从谈起。
在美国禁演的纪录片《孟山都公司眼中的世界》，诉说一个劣迹斑斑的化工企业、战争毒剂的制造商——孟山都正在全世界攻城略地：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农业产业相继失陷于转基因大豆，被孟山都的转基因席卷过的每一个地方，灾难与贫穷都在主导“垃圾人口”的悲惨命运。与孟山都的扩张相伴相随的是印度农民悲惨的命运、阿根廷哭泣的声音、非洲大陆的饥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