珞珈山苍苍，东湖水茫茫。武汉大学承千年文脉，续百卅荣光，谱时代新篇。如今这所历史悠远长久的中国现代高等学府，正阔步迈向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征途。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走过130年，跨越三个世纪，武汉大学在变革中坚守，在坚守中创新。校党委书记黄泰岩说：“130年的武大历史，就是一部教育报国、科研报国的家国情怀史。”
发展高科技产业，中国缺“芯”，半导体装备及芯片是中国贸易赤字“大户”。武汉大学教授刘胜急国家之所急，从早期研究航空复合材料转行到芯片封装领域，他希望中国半导体领域有原创性突破。
如果将芯片喻为国家的“工业粮食”，“薄膜生长”就是决定粮食长势的基本生产步骤，是芯片制造的基础。刘胜锁定自己的研究方向——自主研制“薄膜生长”国产实验装置。这项由武汉大学牵头的国家基金委重大专项，也是华中地区高校首个重大仪器专项。
历时5年奋斗，2023年9月，刘胜团队研发的芯片生产核心上游工艺——半导体薄膜生长技术在武汉获得成功，被专家誉为“具有突出的原创性”。
11月22日，新晋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刘胜教授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正常采访时说，他正在思考怎么样让这套“薄膜生长”国产实验装置发挥更大作用，比如通过掺杂其他元素的方式，让长出的材料具备更多其他性能，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今年35岁的吴改是刘胜的博士后，出站后加入刘胜团队从事金刚石材料芯片的研制。他们发现，通过半导体掺杂做出的金刚石半导体能承受更高的温度和电压，散热性也更好，大幅度的提升了芯片的性能。“目前金刚石的薄膜生长技术问题已解决，下一步要解决金刚石芯片的制造工艺问题，我们有这个信心。”他说。
与此同时，同样历时5年攻关的流域模拟器科学装置搭建完成。作为流域系统综合治理的科技重器，该装置能了解长江等流域“前世今生”的故事。
“人这一辈子能做好几件大事并不容易，如果是国之所需，更要挺膺担当。”11月20日，武汉大学教授夏军院士表示，流域模拟器科学装置是以大数据驱动的流域综合模拟与调控决策系统，该装置的研发既是面向国之所需，也包含着武大人“前世今生”的使命。
此刻，夏军忆起自己的导师——我国知名水文学家叶守泽教授。夏军说，在他求学阶段，我国数次遇到大的洪涝灾害，百姓饱受水灾之苦。他跟着导师叶守泽研究水灾害与损失的成因，深刻领会到水文学其实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
葛洲坝、小浪底、南水北调、黄河治理，乃至今天长江大保护……武大人也是新时代的治水人、护水人，他们参与了我国几乎所有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科学研究、方案论证和工程设计。他们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展了三峡工程研究，解决了三峡工程泥沙淤积、长江截流等瓶颈难题，主持了高陡边坡、压力管道、地下厂房、船闸、度汛、蓄水、优化调度等系列科研攻关任务，为三峡工程建设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院士说，武大人以国家战略为指引，瞄准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立足原始创新，推进有组织科研，近年来在北斗导航、对地观测、子午工程等优势领域，连续三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为服务国家战略，多少武大人化小我为大我，听从国家召唤，服从国家战略安排，将个人融入国家组织的前瞻性科研中。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6年，著名数学家李国平教授参与了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的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制定了计算机发展计划。我国计算机研究由此发端。随后，李国平自觉将自己的科研对接中国第一架通用电子计算机，为我国计算机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武汉大学樱顶，一片林木幽深，李国平生前工作过的数学与统计学院就坐落于此。“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李国平是杰出代表。”副院长缪爽说，武大数学发轫于1893年建校的自强学堂“算学门”，是中国最早设立的数学学科之一。
国之所需，虽艰难困苦吾往矣。1964年，武汉大学生物系植物遗传毕业生朱英国留校任教，投身于雄性不育杂交水稻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每年秋天，朱英国都会像候鸟一般，从湖北仙桃奔波到广西南宁；在严冬来临前，再转战海南，直到第二年春天，如此这般只为水稻多收两季。为了水稻育种事业，他曾有26个春节没回过家。1972年11月2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不是临时性任务，要长远考虑，短则十年八载，长则一辈子。”
也正是这一年，朱英国和同事们终于利用海南红芒野生稻与常规稻杂交，培育出籼稻配子体雄性不育系类型——红莲型。目前，“红莲型”杂交稻在全国推广面积达2000余万亩，使水稻增产数十亿公斤，出口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累计1.5亿公斤，并在非洲试种，惠及全世界。
多年后，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朱英国，谈起当年坚持下来的原因：“我是员，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是我的本分。我年轻时的梦想就是为天下苍生不挨饿而奋斗，我把梦想看得很神圣。”
刘礼堂还记得读本科时，在武大教三楼203教室初见唐长孺先生的情景。那天，唐先生为历史系本科生开讲座，朱雷和冻国栋两位老师搀扶着双目失明的唐先生一路走进来，又一路走回去。“两位学生伴着老师走过校园，让我们这些更小一辈的学生感受到血脉一般的传承。”
40多年后，在武大历史学院办公室，曾长期担任历史学院党委书记、现任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长的刘礼堂，向记者讲述130年武大史、120年武大历史学科史。
20世纪50年代末至1974年前后，新疆尔自治区发掘清理吐鲁番晋唐古墓近400座，出土大量古代官私文书。1975年，受国务院委托，唐长孺先生主持成立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带领一批中青年学者全身心投入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中。十易寒暑，沉睡千年的万枚十六国至唐代的官私文书、古籍残卷、佛道文献终于公诸于世。
唐先生晚年多次赴西北，吃住非常艰苦，自己做饭吃，住宿也拥挤。在去库车的古道上，因路途颠簸，他右眼视网膜脱落，竟致失明。
以如此代价，做一场艰苦的基础性工作，有何意义？刘礼堂说：“这批文献，关乎中国疆域史、丝绸之路史、民族融合史，有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的直接证据。唐先生做这种琐碎课题，看似小，但微中见大，符合唐先生一贯的研究方法。”
“一贯”里包含数代人的付出。唐长孺先生的学生朱雷教授不计利钝，一生浸淫于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研究，把“冷板凳坐穿”。
1974年，朱雷赴疆准备进入吐鲁番古遗址时冠周炎发作。医生怕引发败血症，不让他去，他为了成行，购买了大量的牛黄解毒片，与医生开的药一起服用。
《吐鲁番出土文书》最终形成释文本共10册，朱雷教授单独编写3册，与他人合作编写6册，共参与9册编写工作。刘礼堂拿出吐鲁番文书的原始图片，只见一堆破旧残片上，有着断续的淡墨痕迹。“字难辨识，残片难拼合。一件一件文书去拼合，一个字一个字去辨认，就是他几十年的日常。”刘礼堂说。
2022年，一批敦煌文物来到武大展览，随文物一同来汉的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小刚，也是一位武大人，是朱雷教授的学生。一个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下定决心到千里之外的敦煌，张小刚的抉择源于朱老师的一句叮嘱：敦煌现在缺人，希望你去刻苦面壁十年。
在敦煌面壁23年后，张小刚说：“我们正在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做每个洞窟的详细考古报告，全部做完，估计要好几代人。听着挺吓人，不过想想已经传承下来的好几代人，也就没什么了。”
在那批来汉展出的敦煌文物中，有“敦煌女儿”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发掘的国家一级文物。彭金章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后，来到武汉大学创办了考古专业。因为工作原因，他和妻子一个在武汉一个在敦煌，两地分居19年。1986年，为了不中断妻子一生心爱的敦煌事业，彭金章主动从武汉大学调到敦煌。彭、樊“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写下考古界的佳话。
在武大人中，流传着彭家两个半大孩子吃百家饭的故事。彭金章老师常要外出考古，“两个小孩都在武大读书，吃饭都是今天这一家，明天那一家，但彭先生始终笑对。”刘礼堂说。
珞珈山、莫高窟的前缘仍在接续。张小刚细数了武汉大学在敦煌保护、发掘、研究上的诸多贡献。敦煌和武大签署了考古人才培养协议，“武大和敦煌的历史渊源久远，武大和敦煌的合作深厚”。
2022年，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团队推动“文化润疆”工程，对古丝绸之路中段中线重要驿站、新疆阿克苏地区最西端柯坪县域内文物资源进行了系统性田野调查和测绘。
从1902年武大前身“方言学堂”设立历史课程开始，武大历史学科迄今已历120余年，传承6代学人。“武大历史学研究讲究严谨、求实，而报国是一条主线，非常重要”，刘礼堂说。
武汉大学历史学科第一位一级教授、第一任系主任李剑农教授，开创了中国经济史和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先河，他也是参与过辛亥革命的志士；世界史大家吴于廑先生，1947年以哈佛哲学博士的身份学成归国，他研究世界历史，却大声呼吁要写好世界史，必先写好中国史，中国史是世界史重要组成部分；及至当下，唐长孺先生、彭金章先生的弟子们依旧承担着简帛研究等国家课题、“一带一路”考古等国家重大工程……
刘礼堂说：“没有家国情怀，做不了历史研究；做了历史研究，就不可能没有家国情怀。武大人从历史中找到文化自信，做出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学问。”
一门普通的基础课，却有6位院士、4位教授数十年坚持讲授。在武汉大学，《测绘学概论》是本科生基础课，却也是阵容“豪华”的高端课，从1997年9月设立始，它就由6位院士、4位教授担纲开讲。
每年重新备课加入新内容，提前一刻钟进入教室，专程从外地甚至国外赶回来授课……院士们重言传更重身教，师德师风不是动动嘴讲出来的，而是几十年躬行，用行动干出来的。
在给新生授课时，李德仁院士常会提起自己的导师王之卓院士。李德仁大学毕业时，因一份莫须有的材料，被取消了研究生录取资格，此后遭遇15年人生逆境。王之卓一直牵挂着这位门生，终于，李德仁在39岁那年，得以回到王之卓门下，攻读硕士研究生。
师道传承，李德仁延续着对学生的培育和关爱。1988年，在李德仁的慧眼识才和极力推荐下，龚健雅以本科学历直接报考博士，被破格录取。20年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龚健雅回忆起这段经历，动情地说：“与李德仁老师的相识，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老师搭台，学生唱主角。李德仁曾谦虚地说：“我有思想吗？如果有，那就是要向我的学生不断学习。”
去年2月，文昌航天发射场，满载武大学子梦想的“启明星一号”微纳卫星发射升空，这是中国首个“学生造”遥感卫星。每当“启明星”飞越武汉上空，在武汉光谷，武汉大学自建的卫星信号地面接收站，即可以接收到卫星传输信号，一天可接收4次。
今年9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8所高校试点，资助优秀本科生，来自武汉大学基础学科的15位本科生全部入选。这是武汉大学人才培养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缩影。2020级生物科学专业（强基计划）的许容之说：要用自己的成长和力量去创造生命科学的新世纪，如此方能不负国家、不负人民。
去年中秋节前夕，86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张祖勋教授在出差之前，特意带上一盒月饼，上门看望他的老师——98岁的黄世德。在黄世德家里，张祖勋剥好一个猕猴桃，用牙签喂给黄世德吃。满满的师生情，令人动容。
“武汉大学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把人才培养工作放在第一位，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今年6月，校长张平文院士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表示。
聚焦学科前沿，武汉大学成立了华中地区首个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把握数智融合时代脉搏，武大在全国率先提出数智人才培养方案，创建武汉数学与智能研究院，为武汉及湖北的大数据产业、人工智能产业培养领军人才。
今年11月，武汉大学校史馆焕新开展。馆内一块“国立武汉大学第二男生宿舍”的木牌，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它见证了西迁乐山时期，武汉大学勇赴国难、于逆境之中重振羽翼的历史。
西迁乐山，历尽艰难困苦，武大很多学生失去经济来源，“所获贷金只够维持每天二饭一粥，没钱买菜，只能买瓶酱油下饭”。日子一久，由于缺乏营养，很多学生两条腿发肿。医生以米糠冲开水为药方为他们疗疾，学生们稍待病情好转，即继续坚持上课。
生物系石声汉教授在乐山筹建了植物生理实验室。没有自来水，就用高地的水泥池盛水，连接竹管通入室内；没有天平，就用戥子代替；没有玻璃容器，就借用酱菜瓶子、泡菜坛子……这样以土代洋，以粗代精，一样建成了“巧思过人”的实验室。
“艰苦奋战育英才。”武汉大学乐山纪念堂内，钱伟长的这幅题词是对武大乐山时期办学的高度概括。抗战期间，乐山武大培养了3000余名本科毕业生，其中孕育出1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2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如“中国计算机之父”张效祥、秦山核电站总设计师欧阳予等。
在乐山武大执教的叶圣陶先生曾赞叹：“教育奏效，青年有为，舍己为群，何事不成？”今天，130岁的武大，依然在谱写自己的“青春之歌”。
11月1日，中国第40次南极科考队犁海出征，武汉大学两位博士研究生耿通、褚馨德随队出发，这是武汉大学连续40次参与南极科考。褚馨德说：“我很荣幸能在武大百卅校庆之际参加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我将谨记并发扬武大南极科考精神，为研究和保护南极地区贡献自己的力量。”
风吹金色稻浪，沉甸甸的稻穗俯向泥土。在百里之外的鄂州基地，在数千里之遥的巴基斯坦推广基地，朱英国院士繁育的杂交水稻同时迎来了一年的丰收。
如今，杂交水稻走向世界，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正在实现援助一个项目、发展一个产业、造福一方百姓，把“一带一路”建成“减贫之路”和“增长之路”的目标。
东湖之滨，珞珈山上，走过130年岁月的武汉大学，果实累累。一条桃李满天下、珞珈人忠诚报国的大道，向远方伸展。
珞珈山苍苍，东湖水茫茫。武汉大学承千年文脉，续百卅荣光，谱时代新篇。如今这所历史悠久的中国现代高等学府，正阔步迈向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征途。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走过130年，跨越三个世纪，武汉大学在变革中坚守，在坚守中创新。校党委书记黄泰岩说：“130年的武大历史，就是一部教育报国、科研报国的家国情怀史。”
发展高科技产业，中国缺“芯”，半导体装备及芯片是中国贸易赤字“大户”。武汉大学教授刘胜急国家之所急，从早期研究航空复合材料转行到芯片封装领域，他希望中国半导体领域有原创性突破。
如果将芯片喻为国家的“工业粮食”，“薄膜生长”就是决定粮食长势的基本生产步骤，是芯片制造的基础。刘胜锁定自己的研究方向——自主研制“薄膜生长”国产实验装置。这项由武汉大学牵头的国家基金委重大专项，也是华中地区高校首个重大仪器专项。
历时5年奋斗，2023年9月，刘胜团队研发的芯片生产核心上游工艺——半导体薄膜生长技术在武汉获得成功，被专家誉为“具有突出的原创性”。
11月22日，新晋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刘胜教授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他正在思考如何让这套“薄膜生长”国产实验装置发挥更大作用，比如通过掺杂其他元素的方式，让长出的材料具有更多其他性能，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今年35岁的吴改是刘胜的博士后，出站后加入刘胜团队从事金刚石材料芯片的研制。他们发现，通过半导体掺杂做出的金刚石半导体可以承受更高的温度和电压，散热性也更好，大大提高了芯片的性能。“目前金刚石的薄膜生长技术问题已解决，下一步要解决金刚石芯片的制造工艺问题，我们有这个信心。”他说。
与此同时，同样历时5年攻关的流域模拟器科学装置搭建完成。作为流域系统综合治理的科技重器，该装置能了解长江等流域“前世今生”的故事。
“人这一辈子能做好几件大事并不是特别容易，如果是国之所需，更要挺膺担当。”11月20日，武汉大学教授夏军院士表示，流域模拟器科学装置是以大数据驱动的流域综合模拟与调控决策系统，该装置的研发既是面向国之所需，也包含着武大人“前世今生”的使命。
此刻，夏军忆起自己的导师——我国知名水文学家叶守泽教授。夏军说，在他求学阶段，我国数次遇到大的洪涝灾害，百姓饱受水灾之苦。他跟着导师叶守泽研究水灾害与损失的成因，深刻领会到水文学其实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
葛洲坝、小浪底、南水北调、黄河治理，乃至今天长江大保护……武大人也是新时代的治水人、护水人，他们参与了我国几乎所有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的科学研究、方案论证和工程设计。他们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开展了三峡工程研究，解决了三峡工程泥沙淤积、长江截流等瓶颈难题，主持了高陡边坡、用于承受压力的管道、地下厂房、船闸、度汛、蓄水、优化调度等系列科研攻关任务，为三峡工程建设做出了无法替代的贡献。
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院士说，武大人以国家战略为指引，瞄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前沿，立足原始创新，推进有组织科研，近年来在北斗导航、对地观测、子午工程等优势领域，连续三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为服务国家战略，多少武大人化小我为大我，听从国家召唤，服从国家战略安排，将个人融入国家组织的前瞻性科研中。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6年，著名数学家李国平教授参与了周恩来总理主持制定的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制定了计算机发展计划。我国计算机研究由此发端。随后，李国平自觉将自己的科研对接中国第一架通用电子计算机，为我国计算机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
武汉大学樱顶，一片林木幽深，李国平生前工作过的数学与统计学院就坐落于此。“积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李国平是杰出代表。”副院长缪爽说，武大数学发轫于1893年建校的自强学堂“算学门”，是中国最早设立的数学学科之一。
国之所需，虽艰难困苦吾往矣。1964年，武汉大学生物系植物遗传毕业生朱英国留校任教，投身于雄性不育杂交水稻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每年秋天，朱英国都会像候鸟一般，从湖北仙桃奔波到广西南宁；在严冬来临前，再转战海南，直到第二年春天，如此这般只为水稻多收两季。为了水稻育种事业，他曾有26个春节没回过家。1972年11月2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不是临时性任务，要长远考虑，短则十年八载，长则一辈子。”
也正是这一年，朱英国和同事们终于利用海南红芒野生稻与常规稻杂交，培育出籼稻配子体雄性不育系类型——红莲型。目前，“红莲型”杂交稻在全国推广面积达2000余万亩，使水稻增产数十亿公斤，出口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累计1.5亿公斤，并在非洲试种，惠及全世界。
多年后，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朱英国，谈起当年坚持下来的原因：“我是员，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是我的本分。我年轻时的梦想就是为天下苍生不挨饿而奋斗，我把梦想看得很神圣。”
刘礼堂还记得读本科时，在武大教三楼203教室初见唐长孺先生的情景。那天，唐先生为历史系本科生开讲座，朱雷和冻国栋两位老师搀扶着双目失明的唐先生一路走进来，又一路走回去。“两位学生伴着老师走过校园，让我们这些更小一辈的学生感受到血脉一般的传承。”
40多年后，在武大历史学院办公室，曾长期担任历史学院党委书记、现任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院长的刘礼堂，向记者讲述130年武大史、120年武大历史学科史。
20世纪50年代末至1974年前后，新疆尔自治区发掘清理吐鲁番晋唐古墓近400座，出土大量古代官私文书。1975年，受国务院委托，唐长孺先生主持成立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带领一批中青年学者全身心投入文书的整理与研究中。十易寒暑，沉睡千年的万枚十六国至唐代的官私文书、古籍残卷、佛道文献终于公诸于世。
唐先生晚年多次赴西北，吃住非常艰苦，自己做饭吃，住宿也拥挤。在去库车的古道上，因路途颠簸，他右眼视网膜脱落，竟致失明。
以如此代价，做一场艰苦的基础性工作，有何意义？刘礼堂说：“这批文献，关乎中国疆域史、丝绸之路史、民族融合史，有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一体的直接证据。唐先生做这种琐碎课题，看似小，但微中见大，符合唐先生一贯的研究方法。”
“一贯”里包含数代人的付出。唐长孺先生的学生朱雷教授不计利钝，一生浸淫于吐鲁番文书的整理和研究，把“冷板凳坐穿”。
1974年，朱雷赴疆准备进入吐鲁番古遗址时冠周炎发作。医生怕引发败血症，不让他去，他为了成行，购买了大量的牛黄解毒片，与医生开的药一起服用。
《吐鲁番出土文书》最终形成释文本共10册，朱雷教授单独编写3册，与他人合作编写6册，共参与9册编写工作。刘礼堂拿出吐鲁番文书的原始图片，只见一堆破旧残片上，有着断续的淡墨痕迹。“字难辨识，残片难拼合。一件一件文书去拼合，一个字一个字去辨认，就是他几十年的日常。”刘礼堂说。
2022年，一批敦煌文物来到武大展览，随文物一同来汉的敦煌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张小刚，也是一位武大人，是朱雷教授的学生。一个土生土长的武汉人，下定决心到千里之外的敦煌，张小刚的抉择源于朱老师的一句叮嘱：敦煌现在缺人，希望你去刻苦面壁十年。
在敦煌面壁23年后，张小刚说：“我们正在一个洞窟一个洞窟地做每个洞窟的详细考古报告，全部做完，估计要好几代人。听着挺吓人，不过想想已经传承下来的好几代人，也就没什么了。”
在那批来汉展出的敦煌文物中，有“敦煌女儿”樊锦诗和丈夫彭金章发掘的国家一级文物。彭金章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后，来到武汉大学创办了考古专业。因为工作原因，他和妻子一个在武汉一个在敦煌，两地分居19年。1986年，为了不中断妻子一生心爱的敦煌事业，彭金章主动从武汉大学调到敦煌。彭、樊“相识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写下考古界的佳话。
在武大人中，流传着彭家两个半大孩子吃百家饭的故事。彭金章老师常要外出考古，“两个小孩都在武大读书，吃饭都是今天这一家，明天那一家，但彭先生始终笑对。”刘礼堂说。
珞珈山、莫高窟的前缘仍在接续。张小刚细数了武汉大学在敦煌保护、发掘、研究上的诸多贡献。敦煌和武大签署了考古人才教育培训协议，“武大和敦煌的历史渊源久远，武大和敦煌的合作深厚”。
2022年，武汉大学长江文明考古研究院团队推动“文化润疆”工程，对古丝绸之路中段中线重要驿站、新疆阿克苏地区最西端柯坪县域内文物资源进行了系统性田野调查和测绘。
从1902年武大前身“方言学堂”设立历史课程开始，武大历史学科迄今已历120余年，传承6代学人。“武大历史学研究讲究严谨、求实，而报国是一条主线，很重要”，刘礼堂说。
武汉大学历史学科第一位一级教授、第一任系主任李剑农教授，开创了中国经济史和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先河，他也是参与过辛亥革命的志士；世界史大家吴于廑先生，1947年以哈佛哲学博士的身份学成归国，他研究世界历史，却大声呼吁要写好世界史，必先写好中国史，中国史是世界史重要组成部分；及至当下，唐长孺先生、彭金章先生的弟子们依旧承担着简帛研究等国家课题、“一带一路”考古等国家重大工程……
刘礼堂说：“没有家国情怀，做不了历史研究；做了历史研究，就不可能没家国情怀。武大人从历史中找到文化自信，做出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学问。”
一门普通的基础课，却有6位院士、4位教授数十年坚持讲授。在武汉大学，《测绘学概论》是本科生基础课，却也是阵容“豪华”的高端课，从1997年9月设立始，它就由6位院士、4位教授担纲开讲。
每年重新备课加入新内容，提前一刻钟进入教室，专程从外地甚至国外赶回来授课……院士们重言传更重身教，师德师风不是动动嘴讲出来的，而是几十年躬行，用行动干出来的。
在给新生授课时，李德仁院士常会提起自己的导师王之卓院士。李德仁大学毕业时，因一份莫须有的材料，被取消了研究生录取资格，此后遭遇15年人生逆境。王之卓一直牵挂着这位门生，终于，李德仁在39岁那年，得以回到王之卓门下，攻读硕士研究生。
师道传承，李德仁延续着对学生的培育和关爱。1988年，在李德仁的慧眼识才和极力推荐下，龚健雅以本科学历直接报考博士，被破格录取。20年后，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龚健雅回忆起这段经历，动情地说：“与李德仁老师的相识，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老师搭台，学生唱主角。李德仁曾谦虚地说：“我有思想吗？如果有，那就是要向我的学生不断学习。”
去年2月，文昌航天发射场，满载武大学子梦想的“启明星一号”微纳卫星发射升空，这是中国首个“学生造”遥感卫星。每当“启明星”飞越武汉上空，在武汉光谷，武汉大学自建的卫星信号地面接收站，即可以接收到卫星传输信号，一天可接收4次。
今年9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8所高校试点，资助优秀本科生，来自武汉大学基础学科的15位本科生全部入选。这是武汉大学人才教育培训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缩影。2020级生物科学专业（强基计划）的许容之说：要用自己的成长和力量去创造生命科学的新世纪，如此方能不负国家、不负人民。
去年中秋节前夕，86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张祖勋教授在出差之前，特意带上一盒月饼，上门看望他的老师——98岁的黄世德。在黄世德家里，张祖勋剥好一个猕猴桃，用牙签喂给黄世德吃。满满的师生情，令人动容。
“武汉大学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把人才教育培训工作放在第一位，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今年6月，校长张平文院士接受长江日报记者正常采访时，这样表示。
聚焦学科前沿，武汉大学成立了华中地区首个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把握数智融合时代脉搏，武大在全国率先提出数智人才教育培训方案，创建武汉数学与智能研究院，为武汉及湖北的大数据产业、AI产业培养领军人才。
今年11月，武汉大学校史馆焕新开展。馆内一块“国立武汉大学第二男生宿舍”的木牌，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它见证了西迁乐山时期，武汉大学勇赴国难、于逆境之中重振羽翼的历史。
西迁乐山，历尽艰难困苦，武大很多学生失去经济来源，“所获贷金只够维持每天二饭一粥，没钱买菜，只能买瓶酱油下饭”。日子一久，由于缺乏营养，很多学生两条腿发肿。医生以米糠冲开水为药方为他们疗疾，学生们稍待病情好转，即继续坚持上课。
生物系石声汉教授在乐山筹建了植物生理实验室。没有自来水，就用高地的水泥池盛水，连接竹管通入室内；没有天平，就用戥子代替；没有玻璃容器，就借用酱菜瓶子、泡菜坛子……这样以土代洋，以粗代精，一样建成了“巧思过人”的实验室。
“艰苦奋战育英才。”武汉大学乐山纪念堂内，钱伟长的这幅题词是对武大乐山时期办学的高度概括。抗战期间，乐山武大培养了3000余名本科毕业生，其中孕育出10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2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如“中国计算机之父”张效祥、秦山核电站总设计师欧阳予等。
在乐山武大执教的叶圣陶先生曾赞叹：“教育奏效，青年有为，舍己为群，何事不成？”今天，130岁的武大，依然在谱写自己的“青春之歌”。
11月1日，中国第40次南极科考队犁海出征，武汉大学两位博士研究生耿通、褚馨德随队出发，这是武汉大学连续40次参与南极科考。褚馨德说：“我很荣幸能在武大百卅校庆之际参加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我将谨记并发扬武大南极科考精神，为研究和保护南极地区贡献自己的力量。”
风吹金色稻浪，沉甸甸的稻穗俯向泥土。在百里之外的鄂州基地，在数千里之遥的巴基斯坦推广基地，朱英国院士繁育的杂交水稻同时迎来了一年的丰收。
如今，杂交水稻走向世界，在共建“一带一路”中，正在实现援助一个项目、发展一个产业、造福一方百姓，把“一带一路”建成“减贫之路”和“增长之路”的目标。
东湖之滨，珞珈山上，走过130年岁月的武汉大学，果实累累。一条桃李满天下、珞珈人忠诚报国的大道，向远方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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